下面的文章也许是传奇，也许不算传奇,但不是小说。小说可以虚构，可这篇文章除人名地名，其它并无虚构。————作者

一个“臭老九”的入党传奇

王晓江

“入党”，这个话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并非是非份之想，可对当年刚从大学出来的我，却如同九天揽月一般，是无比美好却又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我，一个出身既非“红五类”、亦非“黑五类”、而属于灰五类的，属于当时应当到农村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尤其是有着一个被怀疑为“特嫌”父亲的、有着“重大家庭问题”的“臭老九”的人，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被人认为是决不可能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可就是我这样的人，却真的是在那个年代入了党。这件事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让人难以置信。

那个年代是一九七三年，是一个火药味很浓的年代。

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的红色风暴把我卷到了西北大山深处的昭克尼苏军队农场，在农田大队四连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再教育”生涯。

一九七零年春节刚过，农场的几位领导把我从四连找到场部“谈话”，谈话是这样开始的：问：“你是大学生，知道为什么来我们农场吗？”答：“知道。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愿意为贫下中农服务吗？”“愿意。”“那好，组织给你一个接受思想改造，最能为农场农工服务的机会。在农田大队办个初中班，你来当老师。当好了，农工就不会把你叫臭老九，就会叫你香老九了。”还没等我回话，领导就说：“好了，就这样决定了。回去准备吧。明天不用到龙口修大渠，你去找你们四连的贫协（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他会带你到学校去。”

第二天，走马上任的我到了我教课的“教室”，教室离东倒西歪的学校还有一段路，孤零零的在西树林的后边。我一下傻了眼。这哪是教室！一间曾当过伙房，后来是羊圈的破房就是让我办学的全部地方。没有门，没有窗，四面漆黑的、烟熏火燎的墙上开了一个大洞，大约五六十平方的屋子泥地上厚厚的一层羊粪还没有铲掉，也没有桌椅板凳，只是在挨着门洞的墙上挂着一块刚做出来的新黑板，黑板上的墨还没干。

带我来看“教室”的“主席”宋大爷看我一脸惶恐，忙解释说：“学校教室少，小学五个年级挤在三间教室上课，实在找不出多余的大一些的房子。现在是冬天，没办法盖新的，先凑合着用吧。”

宋主席又说：“哎，真是，苦了你了。可咋办呢？现在到处都在“斗私批修”、听说城里“停课闹革命”，不上课了。这咋行？不上课，娃们长大咋办？长大就像我这样，大字识不了几个？革命，革命，娃娃有课上，我看才革命！好嘛，城里不上我们上。可话又说回来，马场先找了几个你们城里来的大学生来当这个初中班的老师，人家都不干嘛，咋办？为咱农田大队小学毕业的娃们再别遭罪，才又找了你，干吧！以后会好起来的。”

二十八年以后，我应当年学生之邀回马场叙旧，见到宋大爷，宋大爷虽已老态龙钟，话不成句，但仍结结巴巴为当年的那次谈话表示歉意，说的时候竟淌下了泪水。

在“主席”的絮叨中，我才知道，农场小学有三个教学点，一个在农田大队，还有两个分别在在园林队和牧业大队。园林队和牧业大队的教学点都只有一个班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合在一起上。那个时候小学是五年制，农田大队教学点说是每个年级一个班，可是由于教室不够，五年级就没有开课，实际上等于没有。这样，农田大队的孩子上完四年级后大都不再上学，也有少数学生到十五公里外县城去上小学五年级或初中。农场距县城有十五公里，要步行走很远的山路，还要过一条终年波涛滚滚的阔勒苏河，那时河上没有桥，夏天靠摆渡，冬天河面结冰以后，人从冰桥上过河，很有危险。再说，那个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农工不准养羊、养牛、养猪，更没有自留地，全靠每月二十四块二毛的工资生活，几乎没有几家人能有钱供孩子到县城去上学的。所以，农田大队小学大一点的孩子不能继续上学就成了农工们的一块心病。